徐志摩：我与他素昧平生，鲁迅却数次嘲讽我，我实在不知为什么

【徐志摩：我与他素昧平生，鲁迅却数次嘲讽我，我实在不知为什么】鲁迅评价郭沫若：“他倒是个才子，但也是个流氓。”鲁迅评价林徽因：“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事，还总瞎感慨的交际花。”鲁迅眼中的徐志摩更绝，说他“黏糊糊的脂粉气”，甚至恨不得“把他送疯人院去”。

这样的鲁迅可真是个耿直boy呢！那您知道鲁迅和徐志摩之间为何会有这样的矛盾吗？

鲁迅的个性特点是：人不犯我，我也得犯人。但凡我看不惯的人和事，坚决不憋在肚子里。

鲁迅和徐志摩其实从未谋面，但是单从性格上来看，鲁迅是妥妥的直男，而徐志摩却总是伤春悲秋。鲁迅胸怀大志，而徐志摩却沉浸在小爱之中，这大概是鲁迅看不惯徐志摩的主要原因。

徐志摩曾在诗歌中吟诵：“月光，你是失望儿的乳娘。”鲁迅实难忍受，于是嘲讽道：“我的所爱在豪家；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。”

最有趣的是，鲁迅的回应是在自己一篇名为《我的失恋》的文章中写下的，在鲁迅的笔下可是把徐志摩和林徽因狠狠地嘲弄了一番。

“我的所爱”就是徐志摩当时疯狂迷恋的林徽因，“豪家”则是说林徽因拒绝徐志摩后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

鲁迅自嘲写下《我的失恋》的原因，全都是因为“看见当时‘阿呀阿唷，我要死了’之类的失恋诗盛行”，于是才会故意做一些“由她去罢”的东西开玩笑。

民国时期文人诸多，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故事不仅在后世，就是在当时也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所以鲁迅这样不点名道姓的讽刺，其实就是在针对徐志摩。

鲁迅对徐志摩的刻薄和看不上眼，和当时的时局有很大关系。在鲁迅看来，这个充满旧疾和恶疾的社会急需诊治，但是总有人在那矫情地大谈爱情。这样的人，鲁迅能看得惯吗？

而且，徐志摩是极度充满理想主义的人，在他的学术中所构建的这种理想的世界，是漂浮于社会现实之上的虚无主义。鲁迅向来是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他确实接受不了这种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。

众所周知，鲁迅和以胡适为首的“新月派”非常不合，甚至屡次发生骂战。徐志摩作为“新月派”的诗人，自然就已经站在了鲁迅的对立面。忆柔之前曾用很多笔墨记述过此事，具体的在此处不多赘述了。

鲁迅的《语丝》出版后，他公然说道：“我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”。

受到批评的徐志摩不甘示弱，但他十分客气地回应道：“鲁迅先生我是压根儿没有瞻仰过颜色的......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白看，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。”

不得不说，文化人之间的矛盾都这样充满客气的疏离。

鲁迅和徐志摩之间一直是止于文字上的“交流”，直到泰戈尔到访上海，他们之间的“恩怨”虽然升级了，关系却开始由“剑拔弩张”转为了“怒火平息”。

1925年，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到访上海。那个以一句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”而让中国粉丝如痴如狂的诗圣，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极为崇拜的人。

见识了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追捧，鲁迅忍无可忍地送给徐志摩一个“雅号”：诗哲。这两个字可是涵盖了徐志摩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，更是对他的挖苦。

鲁迅说：“总有一些旷男怨女，恨不得出了自己和他所爱的人，全都死干净了。”

徐志摩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已经让鲁迅如此仇恨了。被鲁迅盯上的“对手”，别说一个，就是一个群体，都未曾让硬骨头的鲁迅败下阵来。

委屈的徐志摩只好求助于鲁迅的二弟周作人，他在信中写道：“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......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，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。”

鲁迅的确不太欣赏徐志摩这个人，但是这种不喜欢和与梁实秋、陈西滢的论战还有点区别。鲁迅对徐志摩是纯粹地表达这种不喜，对待其他人却是痛打落水狗的不依不饶。

在与陈西滢开展论战时，鲁迅毫不退缩，并直言：“你骂我，我就骂死你！”

因为看不惯梁实秋的行径，于是干脆痛骂他：“凡是走狗，都是资本家养的。”

如此看来，鲁迅对待徐志摩已然算是温柔的。在鲁迅看来，一个以爱与和平为人生追求的人，是深受英国资本主义荼毒的。因为在鲁迅眼中，当时的中华大地，爱不能滋生，和平更是奢求。

如今我们再回看这二人的矛盾，显然是两个人的立足点不同。我们不能责怪鲁迅先生太过刻薄，毕竟他始终身处民众之中，他是真正的勇士，更是无畏的战士，他是当时少数敢于为劳苦大众发声的反抗者。

鲁迅先生逝世时，他的棺椁上被披上了一面鲜红的旗帜，上面赫然写下了“民族魂”三个大字。

是的，他有中国人的不屈傲骨，更是中华民族勇敢奋进的脊梁。

这样的宝藏男孩您爱了吗？